在3月7日举行的全国两会民生主题记者会上，一组数字令人振奋：2025年，全国新增普惠性托位89万个，托育服务总量达到660万个。此前公布的数据也显示，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全国的全日托平均价格下降了29%。这对于有育儿需求的家庭来说，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，托育机构“上不了”“上不起”的难题正在得到缓解。
客观来看，我国普惠托育服务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总数增加了6.6万家，增幅达110%；中央财政投入30亿元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，9个省份出台托育服务补贴制度，1315个县（市、区）推出建设补贴、运营补贴等支持措施。这一系列政策“组合拳”，让托育服务从过去主要由家庭独自承担的“家务事”，逐步转变为政府、社会、家庭共同发力的“民生事”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各地在探索普惠托育的过程中，涌现出不少个性化的样本。广州海珠区凤阳街道的“公建民营”模式，打造了“托育+家政+就业”三位一体的示范项目，不仅为0-3岁宝宝打造成长乐园，更实现了社区闲置空间活化利用，创新构建社区服务闭环，实现“照护一个孩子、赋能一个家庭、带动一批就业”的民生新图景。武汉光谷的“共享家长”托管班，由社区提供场地、家长众筹运行经费、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，目前已覆盖14个社区、惠及上千名孩子。这些扎根基层的创新探索，不仅丰富了普惠托育的服务形态，也激活了社区资源，让“幼有所育”真正融入百姓生活。
当然，普惠托育的高质量发展，也有需要直面的新课题。比如，许多家长反映，目前普惠托位大多面向2岁以上幼儿，而产假结束到2岁之间的“空窗期”，恰恰是家庭最需要支持的阶段，所以市场上亟需更加精细化、多元化的服务供给。又如，个人在社区开办小型托育点的尝试虽然初见成效，但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、监管规范和配套支持，还需要更加完善的配套细则。
放眼国际，一些国家在扩大托育服务方面的经验，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。在英国，个人完成犯罪记录核查和急救培训、家中通过安全评估后，可注册为“儿童看护人”，政府提供免税托育补贴支持家庭选择。这些做法既鼓励个人参与，又守住安全底线；既发挥社区优势，又提供系统支撑。
国内近年来兴起的“社区主理人”模式，已经在盘活闲置资源、挖掘能人达人参与社区服务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。针对低龄幼儿的托育需求，或许也可结合这些案例进一步探索，让只靠感情维系、临时帮忙的“邻家妈妈”成为稳定的服务。
当资源被激活，当互助成为常态，就能织就一张家门口的“托育网”。期待在不久的将来，专业、安心、便捷的托育服务能嵌入每个社区，让每一位有需求的家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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